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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初，当Peter Chan帮他在美林开立美股账户的同时，凌之飞还通过另一条渠道，在伦敦市场布下了第二局棋。
这条渠道要从汇丰银行说起。汇丰银行当时不但是香港的发钞银行，还是伦敦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。凌之飞的资金存放在汇丰，证券账户也开在汇丰证券旗下。而汇丰证券除了做港股交易之外，还有一条通道——通过伦敦分行的合作券商，为香港客户提供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服务。
1984年1月3日，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式推出富时100指数（FTSE 100），选取伦敦交易所市值最大的100家公司。该指数推出后，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（LIFFE）很快上线了FTSE 100指数期货合约。到1986年，LIFFE进一步推出FTSE 100指数期权——与美国S&P 500期权类似，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。
凌之飞前世看过1987年股灾的资料，知道黑色星期一不仅冲击美国。10月19日纽约股市崩盘之前，伦敦已经出现恐慌性抛售——许多基金经理预判到美股会跌，提前在伦敦市场抛售股票套现。伦敦股市在10月19日当天跌约10%，10月20日继续暴跌，两日累计跌幅超过22%。
“如果我同时喺美国同伦敦两边做空，利润可以翻倍。“凌之飞在1987年1月的一个深夜，坐在写字楼里想到这一点。
但问题是——如何在伦敦开户？
通过汇丰证券的袁生是一条路，但凌之飞不想将所有交易集中在同一个渠道。如果美股和伦敦的交易记录全部存在汇丰系统里，万一有人查，一目了然。他需要另一条独立的通道。
1987年2月，凌之飞通过一个特殊的渠道接触到一家叫Smith Brothers的伦敦老牌券商。这家公司规模不大，但历史够老——1908年成立，专门服务海外客户。他们在香港没有办公室，但通过信件和电报就可以完成开户。
凌之飞用一个英文名——“Mr. Lin“——在Smith Brothers开了账户。他将150万港元通过汇丰银行电汇到伦敦，兑换成约10万英镑。这笔钱不大，足够买FTSE 100的put option。
1987年3月到6月，凌之飞通过电报和电话，分批买入FTSE 100指数的put option。strike price设在1800点——当时FTSE 100大约2200点，1800意味着要跌18%才有内在价值。每张合约乘数是10英镑乘以指数点数。
凌之飞总共买入300张1987年12月到期、strike 1800的FTSE 100 put option，平均每张420英镑，总成本约12.6万英镑，折合约168万港元。
他没有告诉袁生伦敦那边的事，甚至没有告诉Peter Chan。两条渠道完全独立，互不相干。
1987年上半年，伦敦股市与美股一样牛气冲天。FTSE 100从年初的2000点附近一路升到7月的2400点以上。凌之飞手中的put option账面浮亏超过七成——12.6万英镑的投入，市价跌到不足4万英镑。
Smith Brothers的经纪人——一个叫David的英国人——好几次发函建议凌之飞止损。
“Mr. Lin, your put options are significantly underwater. The FTSE is at an all-time high. We strongly recommend closing the position to limit further losses.“
凌之飞回了一封简短的电报：“HOLD TO EXPIRY. DO NOT CLOSE.“
David收到电报后摇了摇头，在客户档案上标注了“stubborn client“几个字。
1987年10月16日星期五。美股跌91点，跌幅4.6%。伦敦股市跟跌，FTSE 100从2400点跌到2280点。周末，市场恐慌情绪发酵。
10月19日星期一。时区关系，伦敦比纽约早5个小时开市。纽约那边尚未开盘，伦敦已经乱成一锅粥。基金经理预判到美股会崩，疯狂抛售手中的股票套现。FTSE 100当日暴跌约10%，收报2050点附近。
10月20日。纽约黑色星期一的余波传导到伦敦。FTSE 100继续暴跌，盘中最低见到1750点——比10月16日收盘跌了超过25%。收市报约1780点。
凌之飞在香港时间10月20日傍晚收到Smith Brothers发来的电报：
“FTSE 100 closed at 1782. Your strike 1800 put options now have intrinsic value of 18 points per contract. 300 contracts x 10 GBP x 18 = 54,000 GBP. Recommendation: consider closing position.“
54,000英镑——折合约72万港元。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多，但凌之飞知道，真正的利润还在后面。
黑色星期一之后，FTSE 100还会继续跌。他前世看过数据——1987年10月全月，FTSE 100跌幅超过26%，11月还会进一步下探。到12月合约到期的时候，FTSE 100可能还在1700点以下。
凌之飞回了一封电报：“HOLD. WILL ADVISE ON CLOSING.“
之后的六个星期，全球股市在暴跌和反弹之间剧烈震荡。FTSE 100在1700到1900点之间反复。凌之飞密切跟踪每日的收市价，通过Smith Brothers获取报价。
11月底，FTSE 100反弹到1850点附近，凌之飞判断反弹已经接近尾声。他发电报给David：“CLOSE ALL 300 PUTS AT MARKET.“
300张strike 1800的put option，FTSE 100在1850点的时候，每张内在价值为负——即out of the money。但因为还有时间价值，每张仍然可以卖到约60英镑的残值。300张总共卖了约1.8万英镑。
凌之飞皱了下眉。这个结果远低于他的预期。
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。FTSE 100在10月20日跌到1782点之后，11月反弹得比预期快——因为英国央行迅速注入流动性，与香港停市四天的做法完全不同。到12月合约到期时，FTSE 100已经回到1900点以上，他那批strike 1800的put全部变成废纸。
最终，300张put option的总收入只有约1.8万英镑，减去成本12.6万英镑，净亏10.8万英镑，折合约144万港元。
凌之飞坐在写字楼里，看着Smith Brothers寄来的结算单，沉默了很久。
他输了。伦敦这一局，彻底输了。
问题出在哪里？凌之飞反复思考。第一，他低估了伦敦市场的反弹速度。美国股市10月20日企稳之后，伦敦跟着反弹，FTSE 100从1782点迅速回到1850以上。第二，他选的strike price太低——1800点要求FTSE跌18%才有内在价值，而实际上FTSE最低只跌到1750附近，仅低于strike 50点，内在值很薄。第三，12月到期的合约给了市场太多反弹时间——如果他买的是11月到期的合约，利润会大不相同。
“太贪心。“凌之飞对自己说，“我想等到最低点先平仓，结果反弹嗰阵走唔切。美股嗰次我喺第二日就平咗，所以赚得到。伦敦呢次我多等咗六个星期，把利润等冇咗。“
伦敦put option的失败还有一个凌之飞没有对任何人提及的深层原因。他前世看的资料多数是中文媒体的二手叙述，对美股的数据相对详细——道琼斯跌508点、跌幅22.6%，S&P收224点——这些数字他记得很清楚。但对伦敦市场的了解就模糊得多，他只知道“英国跌超过20%“，至于具体何时跌到最低、何时开始反弹、反弹多少——这些细节他前世没有认真去记。
这次失败给凌之飞上了一课——前世的记忆告诉他“方向“，但不是“路径“。他知道1987年会跌，但不知跌完之后多久会反弹、反弹多少。美股那次他做到快进快出，伦敦这次他想多赚一些，结果反而输了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意识到自己的“金手指“有盲区——对美股熟悉，对伦敦就半桶水。以后再要跨市场操作，一定要将“已知“与“推断“分清楚，不能把模糊的记忆当成精确的情报。
不过，144万的亏损，相对于美股那边2562万的利润，只是小数目。美股和伦敦两边合计，净利润约2418万港元。再加上之前六合彩2390万、九龙仓1000万、会德丰1075万，凌之飞的累计资本收益约6883万港元。
但这个数字还没到1亿。
凌之飞没有急。他知道1987年股灾之后，全球市场会进入一个较长的调整期。1988年到1989年，美股和伦敦股市都会反复震荡，慢慢修复。这段时间里，他还有机会。
1988年1月，凌之飞通过Peter Chan在美股市场重新布局。这次他不是买put——而是买股票。
1987年股灾之后，大量优质股票被错杀，股价远低于内在价值。凌之飞前世看过巴菲特的操作——1988年巴菲特逆势买入可口可乐，之后几十年赚了过百亿美元。他不可能复制巴菲特的操作——他没有巴菲特那么多资金，也没有巴菲特那种长期持有的耐心。但他可以做一些短线的反弹交易。
1988年1月到3月，凌之飞用约150万美元（折合约1170万港元）买入三只股票：可口可乐、花旗银行、通用电气。这三只都是蓝筹股，股灾之后跌幅巨大但基本面没有变化。
“凌先生，你而家买股票？大市仲好波动。“Peter Chan在电话里说。
“股灾之后嘅半年，系最好嘅买入时机。优质股票被恐慌性抛售，价格远低于价值。等市场情绪恢复，呢啲股票会率先反弹。“
三个月后，道琼斯指数从1987年底的1740点反弹到2100点以上。凌之飞在5月份分批卖出三只股票，总利润约180万美元，折合约1404万港元。
Peter睁大了眼：“凌先生，你真系……我真系唔知点讲。“
“运气好啫。“凌之飞的标准答案。他从不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判断依据。Peter Chan只是执行指令的经纪人，不需要知道凌之飞为什么做这些操作。同样，袁生也不知道凌之飞在美股和伦敦那边的事。每一条渠道都是独立的信息孤岛，只有凌之飞自己才拥有完整的拼图。
同样，1988年第一季度，凌之飞通过Smith Brothers在伦敦市场买入了一批蓝筹股——壳牌石油、英国电信、劳斯莱斯。这次他学乖了，快进快出。买入三个月后，FTSE 100从1700点反弹到1850点。凌之飞平仓出局，利润约85万英镑，折合约1139万港元。
两笔反弹交易合计——美股1404万加伦敦1139万——总共2543万港元。
加上之前的累计利润6883万，凌之飞的资本总收益达到约9426万港元。
接近1亿，但还差一点。
1988年下半年，凌之飞做了最后一笔操作。他通过Peter Chan买入了一批S&P 500指数call option——1988年下半年美股会继续反弹，到1989年底道琼斯会回到2700点以上。
这次他投入约50万美元（折合约390万港元），买入1989年的公历6月份到期的S&P 500 call option。到1989年3月，道琼斯已经从2100点升到2300点以上。凌之飞平仓，利润约65万美元，折合约507万港元。
9426万加507万——凌之飞的累计资本收益，终于突破1亿港元。
凌之飞坐下来认真盘数：
六合彩中奖（扣税扣捐款后）：2390万。
九龙仓利润：1000万。
会德丰利润：1075万。
美股put option利润：2562万。
伦敦put option亏损：-144万。
美股反弹交易利润：1404万。
伦敦反弹交易利润：1139万。
美股call option利润：507万。
合计：2390+1000+1075+2562-144+1404+1139+507=9933万。
接近1亿。差那67万，是因为伦敦put那次失败吃掉了一部分利润。如果没有那次亏损，总数会超过1亿。
这张清单只有凌之飞自己见过。他将数目写在一张白纸上，核算三遍确认无误后，用打火机烧成灰烬，冲入马桶。任何形式的书面记录都是风险——这个习惯从1980年兑六合彩那天开始，八年来从未改变。
凌之飞知道，这些数字只是账面。扣去这些年的电影投资（金藜电影公司累计投入约800万）、影院建设（沙田星辉410万加荃湾影院约380万）、街机铺面租金和装修（飞鹰娱乐四间铺累计投入约120万）、日常开支、各项分红和红包——他目前的流动资金大约3500万。
3500万。加上金藜电影公司股权、飞鹰娱乐股权、沙田影院物业、荃湾影院物业——总资产约8000万。
8000万不够买下一整条院线。但够买第一间。
凌之飞的计划一直很清晰：先新界，后九龙，再港岛。新界的沙田星辉影院已经运营了一年半，月利润稳定在7到8万。荃湾影院1987年底完工，1988年初开业，月利润约6万。两间影院合计，月产出约14万——这个数字虽然不大，但证明了模式可行。
下一步是九龙。
九龙半岛是香港电影市场的心脏地带。八十年代九龙的主要影院集中在旺角到油麻地一带——旺角的新宝戏院、总统戏院，油麻地的伦敦戏院，佐敦的普庆戏院。这些影院每日吞吐着数以万计的观众，票房占全港总收入的三成以上。谁控制了九龙的银幕，谁就控制了香港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。
但九龙的影院物业与新界完全不同。新界的铺位租金低、竞争少，花三四百万就可以建一间像样的影院。九龙呢——旺角波斯富街一个一千平方英尺的铺位月租就要十几万，买一栋现成的戏院物业更是天文数字。1986年金公主院线旗下的影院估值已经去到几千万一间，嘉禾那些就更不用说了。
凌之飞知道自己不可能一开场就在旺角核心区插旗。他的策略与新界一样——先边缘后核心。旺角买不起就退一步去佐敦，佐敦也不行就退去油麻地。最要紧的是先在九龙有一个落脚点，有了第一间，才有资格谈后续扩张。
1988年下半年，凌之飞开始在九龙半岛物色物业。他的目标区域很明确：旺角、佐敦、油麻地。这三个区域人口密集、交通便利、消费力强，但影院竞争也最激烈——嘉禾、新宝、总统戏院全部集中在这里。
“要打入九龙，唔系开一间细影院就得。“凌之飞在备忘录里写道，“要么买一栋现成嘅戏院物业改建，要么搵一个够大嘅铺位从头起。预算上限2000万。“
2000万在1988年的旺角，可以买到一栋约5000平方英尺的旧楼。但改建影院涉及消防、结构、牌照一连串审批，最快要一年半。而且旺角的商业铺位竞争激烈，好的位置根本不会放出来卖。
凌之飞退而求其次，将目光转向佐敦。佐敦的人流虽然不如旺角旺盛，但租金和楼价低一截，而且有地铁站在门口，交通方便。他通过地产经纪黄生，花了三个月看了十几间铺位和旧楼，最终在佐敦道找到一栋三层高的旧式唐楼。楼下两间铺面目前在做五金行和纸扎铺，二楼三楼是劏房租客。
业主开价1800万。凌之飞谈到1600万。加上改建费用预计500万，总投入约2100万。
“超预算100万。“凌之飞在备忘录上圈住这个数字。但他知道，佐敦这个位置如果做影院，300座左右，每张票18元（1988年票价），上座率五成的话日收入约2700元，月收入约8万。扣去运营成本约3万，月利润约5万。如果金藜电影上映时首映周加场，利润可以去到7到8万。
回本期约四年半。不算快，但一旦佐敦影院落成，他就拥有新界两间加九龙一间，共三间影院——形成一条迷你院线的雏形。再下一步就是港岛。港岛的影院物业更贵，湾仔、铜锣湾一带动辄三千万以上。但如果有三间影院的现金流支撑，再加上金藜电影的利润和飞鹰娱乐的街机收入，到1990年左右应该够弹药。
凌之飞将佐敦唐楼的资料放入公文包，与黄生约了下星期签临时买卖合约。
从1980年那张2元的六合彩彩票开始，到1988年底，凌之飞用了八年时间，从一个日薪几十元的龙虎武师，变成了一个手握近亿资本、拥有两间影院、一间电影公司、四间街机铺的隐形富豪。现在，他终于有足够的底气踏入九龙半岛——这个香港电影市场竞争最激烈的战场。
这一切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凌之飞有一条铁律：核心的事，不对任何人讲。包括徐克，包括施南生，包括陈慧敏。他与他们的关系清清楚楚——合作就是合作，生意归生意，你做你的事，我做我的事。徐克是他的监制，施南生是他与金公主的桥梁，陈慧敏是飞鹰娱乐的搭档。但他的资金从何而来、股市上赚了多少、院线的终极计划是什么——这些只有凌之飞自己清楚。
不是信不过他们。而是——知道的人越少，风险越小。一个龙虎武师出身的年轻人，如果被人知道手握近亿资本，来的不是羡慕，是麻烦。绑架、勒索、借钱、妒忌——八十年代的香港，这些不是电影情节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新闻。
所以凌之飞对外的形象一直很简单：一个写了好剧本的龙虎武师，运气好签约了新艺城，然后自己开了间小电影公司，新界有间小影院。他在外人眼中的身家，大概就是几百万的水平——够体面，但不够惹眼。
至于那几千万的美股利润、那些伦敦的交易记录、那张2元的六合彩彩票——全部锁在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。连袁生都不知道凌之飞的全部资产——他只知道自己经手的港股部分。Peter Chan知道美股，但不知道港股。Smith Brothers的David知道伦敦，但连凌之飞的真名都不清楚。
三条渠道，三个名字，三套记录。互不交叉，互不知情。
凌之飞望着窗外维港的灯火。新界两间影院已经站稳，佐敦的第一间即将落定。下一步——港岛。
但那个以后再说。现在最要紧的，是把佐敦这栋唐楼搞定，改建审批走完，争取1989年底开业。三间影院才是一条迷你院线的雏形，等三间都跑通了，才有资格谈港岛。
他将佐敦的资料锁入抽屉，关灯离开写字楼。走廊的感应灯亮起又熄灭，他的脚步声在空荡的楼梯间回荡。
没有人知道，这个走在黑暗走廊里的年轻人，口袋里装着整条香港电影产业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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