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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章 颐和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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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光绪二十六年,公元1900年初春,北京。

    诏书送到烟台的那天,张振勋正在东山坡上查看新一年的嫁接成活率。老汤从山下跑上来,喘得连话都说不利索,手里举着一卷明黄色的绢帛,一路踉跄着踩碎了好几片刚长出来的杂草:“掌……掌柜的!宫里……宫里来人了!“

    张振勋直起腰来,把沾着泥的手在裤腿上擦了擦。他接过那卷绢帛,展开来,上面是内阁誊抄的传旨公文,字迹工整,措辞简洁:“着南洋商人张振勋即日进京,颐和园觐见。“

    他把绢帛收好,没有多问为什么。可他心里隐约知道——那批送进北京城王公贵族府邸和各国公使馆的张裕葡萄酒,已经替他铺好了进京的路。盛宣怀的信是上个月到的,信里只有一句话:“太后听说了你的酒。“

    他没有刻意准备什么。那天晚上他把从巴达维亚带到烟台的那几件衣裳翻出来看了看——黑色燕尾服太洋了,不能穿;那件在天津见李鸿章时穿的灰绸唐装倒是合适,可袖子磨出了毛边,领口也有些旧了。他想了一会儿,跟老汤说:“去找一件新一点的蓝绸长衫来,不用太花,素净的就行。再配一双黑布鞋,不要缎面的。“

    出发那天清晨,他站在工坊门口,回头又看了一眼东山坡上的葡萄藤。五月的藤已经爬满了架,叶子密匝匝的,风一吹就翻出银灰色的叶背,像一整面坡在对他挥手。他看了好一会儿,然后上了马车。车帘放下来之前,他对老汤说了一句话:“看好那些藤。回来我有话跟它们说。“

    老汤站在车旁,想说句什么,可喉结上下滚了两轮,只憋出一句:“掌柜的,您保重。“

    马车朝着烟台港的方向去了。

    紫禁城的红墙比他想象中高。

    张振勋跟着引路的太监穿过几道门、绕过几道廊,脚下的青砖被几百年的步履踩得凹了下去,在日光里泛着温润的光。他没敢多抬头看,只记得那些屋檐上的琉璃瓦在午后的光里闪着层层叠叠的金色,像一整座用琉璃和雕木搭起来的、巨大的沉默的森林。引路的太监不说话,他也没问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长长的甬道里,脚步声在两侧的红墙之间来回地荡着,发出细碎而规律的回音,像一种古老的、只在宫墙里才听得懂的节拍。

    出了紫禁城,换了一顶小轿,又走了好一阵子,轿子停下来的时候,帘外忽然亮了起来。他下轿一看,是一片开阔的水面——昆明湖的水在午后的日光里泛着鳞鳞的波光,远山如黛,近处的长廊像一条彩色的长龙趴在水边。这里是颐和园。比紫禁城里的宫殿多了几分舒展和通透,廊下有风吹过来,带着湖水的潮气和初夏草木蒸腾出来的清甜。他站在那里片刻,风把他的衣摆吹得微微掀动,引路太监已经进去了。他深吸一口气,整了整衣领,然后跟着踏进了那座叫“乐寿堂“的殿门。

    殿内比外面暗一些,檀香的气味若有若无地浮在空气里,混着一种老家具和绢帛混合出来的微尘气息。他低着头,余光只能看见前方几步远的金砖地面和两侧雕花的落地罩。他走到指定的位置,跪下,叩首,动作比他想象中自然得多。这些年在南洋跪过殖民总督的厅堂,在天津跪过总督府的书房,在烟台跪过那片荒地——跪了无数次了,膝盖早就习惯了弯曲,只是这一次,他弯下去的时候心里没有算盘,没有账本,没有“能不能拿到批文“的计较。他只是弯了下去。

    “起来吧。“

    声音从前方传过来,不紧不慢的,带着一种做了太久上位者才会有的平稳和松弛。那声音里既没有威严也没有亲切,更像是一种经过了太多人之后留下来的、被反复使用的底色。

    张振勋站起来,垂手站着,目光低着,只看见前方一张紫檀木的炕几和几上半盏没喝完的茶。

    “走近些。“那声音又说。

    他往前走了三步,停了。余光里能看见炕上坐着一个人——穿一件藕荷色的氅衣,绣着暗纹的团花,领口和袖口滚着繁复的金线。脸庞的轮廓被殿内的光晕模糊了,只看见鬓角有银丝,眼窝微陷,可那双眼睛在看他,从很浅的皱纹后面看着,像在看一件被送来鉴定的古玩。

    “你就是张振勋?“

    “回老佛爷,草民正是。“

    “南洋的那个张振勋?“

    “是。“

    慈禧端起茶杯喝了一口,放下的时候杯底碰在紫檀木的炕几上,发出很轻的一声响。那声响在空旷的殿内被放大了一些,像一颗石子掉进了一口深井里,等了很久才传来回音。她搁下茶杯,下巴微微抬了一下。那是问话的预备姿势。

    “听说你在南洋做了很多年生意?“

    “回老佛爷,草民在南洋经商三十余年。“

    “在南洋做生意好好的,为什么要回国办酒厂?“

    第一个问题来了。张振勋垂着眼,那句话在舌尖上停了一瞬——他本来想说“为了不让同胞再被洋人看不起“,可话到嘴边的时候他改了主意。盛宣怀的话他还记得:“李中堂不喜欢听虚的。“他猜老佛爷可能也不爱听那些东西。太远了。她不需要听一个人的情怀,她需要听一个结果,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。

    “回老佛爷,“他说,声音不高不低,平稳得像在念一份账目,“草民在南洋挣了些钱,可在洋人眼里,草民不过是个有钱的华人。草民想为朝廷做点事,想让洋人知道——中国人也能做出好东西。酒厂虽小,但若能让洋人喝中国的酒,草民以为——“他停了一下,在“不比买洋枪洋炮差“和“也算给朝廷争一份脸面“之间选了更实的那一句,“——这比把钱存在洋人的银行里强。“

    慈禧没有说话。张振勋垂着眼看着自己脚下那块金砖,砖面上的纹路在光线里细微地变化着,像一片被缩小了的田野。那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,久到殿外传来几声鸟鸣,清脆而短促,像在试探这个安静的空间。

    然后她开口了,声音里那种“看古玩“的打量淡了一些,换了一种更家常的、像是问一个老熟人最近收成如何的调子:“你办酒厂,赚钱吗?“

    “回老佛爷,目前亏本。“

    “亏本的买卖你也做?“她似乎笑了一下,那笑意很薄,可确实存在。

    张振勋把腰微微挺直了一些。“草民做的不是买卖,是事业。买卖看眼前,事业看百年。葡萄种下去三年才挂果,五年才出好酒,十年才能在瓶子里长出样子来。草民等得起。“

    殿里又安静了片刻。这一次的安静跟方才不同,短一些,轻一些,像是被什么东西微微扰动了一下,像水面被蜻蜓的尾巴点了一下,波纹还没散开就又平了。慈禧靠在炕边的引枕上,换了一个更随意的姿势,手指在炕几边缘轻轻叩了两下。那两下叩指声在檀香和旧木的气味里散了开去,像在衡量某件东西的成色。

    “事业?“她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,“什么事业?“

    张振勋站在殿中央,午后的光从雕花窗格里漏进来,在他脚前投下一道斜斜的光柱。他看着光柱里悬浮的、极细的微尘在缓慢地浮动着,像一整片被分解了的、在时间的稀释中缓缓沉淀的往事。

    他想起波尔多的皮埃尔说“愿意等十年才看到结果的人不多了“,施密特蹲在雪地里说“藤到了新地方头几年会想家“,想起烟台东郊那面坡上被他亲手插下去的第一根雷司令枝条,如今已经长到了齐肩高。然后他说了那句话。

    声音不大,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进殿内那片安静里去。

    “实业兴邦。“

    张振勋不知道这个回答对不对。在他那个位置上,有很多话可以说——可以谈市场、谈利润、谈自家的酒如何比洋人的好——那些都是他做过无数次、烂熟于心的词句。可他在那几秒钟里选择了另一个词。那个词是他很多年前在巴达维亚的夜晚独自写下的,藏在一本账簿的扉页上,被他用很多年的沉默喂养过。

    慈禧的手停在了炕几边缘,没有继续叩。张振勋没有抬头看她,可他能感觉到那道目光从炕上落下来,比方才重了一些,停留的时间长了一些,像在重新端详一件刚被估出了新价的东西。殿外有风从昆明湖上吹过来,穿过廊下的竹帘,把檀香的烟幕吹斜了一瞬。

    “你这个人,“她缓缓地说,“倒是实诚。“她顿了一下,似乎在思索什么,然后念了半句书上的话,语调平平的,像在回忆很久以前背过的一篇文,“入则无法家弼士——“她停在这里,看了张振勋一眼,“——出则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。——这句话,你知道吗?“

    张振勋愣住了。他当然知道这句话——出自《孟子·告子下》,他小时候在父亲的私塾里背过。“入则无法家弼士“的法家弼士,指的是辅佐君主、匡正朝政的贤臣。他把这四个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——法家弼士。弼,是辅佐的意思。

    “老佛爷,“他说,“草民年幼时随父亲读过几年书,这句话背过。“

    “嗯。“那声音停顿了一下,“你既然叫'弼士',就该明白弼士的份量。“

    “法家弼士“四个字张振勋当然认得。老佛爷把他那“弼“字嵌进古文里去了,是随意一说还是有意赐名,他不敢揣测,只好跪在原地,心跳声大得几乎要盖住殿里的寂静。过了好几息才说:“草民,谨遵老佛爷教诲。“

    “起来吧。“那声音说,“你那个酒厂,好生办着。回头让内务府知会一声,赐你头品顶戴。“她端起茶杯,垂着眼喝了一口,又补了一句,“紫禁城骑马——你也一并领了吧。老了走路费腿。“

    张振勋磕了一个头。“草民——臣,谢老佛爷隆恩。“

    随后,张振勋又磕了一个响头。他磕下去之后没有立刻起身,在砖面上伏了一息,才缓缓直起来。退出去的时候他步步后退,每一步都走得很稳,可膝盖在微微地打着颤。那颤他自己知道,旁人看不出来。走到门槛处他侧身跨出去,殿外的日光一下子涌过来,刺得他眯了一下眼。昆明湖的水面在午后的光里亮得晃眼,风从长廊那边灌过来,把他后背上那层薄薄的冷汗吹得凉飕飕的。

    “法家弼士。“他在心里把这四个字翻来覆去地念了几遍。

    “弼士“这两个字,只是他的字号,用了几十年,从来只当是写在纸上的一个记号。可今天有人把那两个字翻了出来,让他重新看见了它们原本的含义——辅佐。匡正。

    他忽然很想回烟台,很想蹲在东山坡上,用手摸一摸那些藤的根。他把今天听到的三个问题和三个回答在脑子里过了一遍——“为何回国办酒厂““赚钱吗““什么事业“——然后他发现,这三问三答恰好对应了他这半辈子做的三件事:第一问对的是“归“,第二问对的是“熬“,第三问对的是“信“。归、熬、信。三个字,每一问答出去的时候他都没有撒谎,可直到此刻站在颐和园的红墙底下,他才发现自己说的那些话,每一句都是真的。

    他加快了脚步。出宫的路上他走得很急,布鞋踩在青砖上的声音碎而密,像一场正在赶来的、还看不见的雨。

    回到烟台是半个月后的事了。

    他在码头上岸的时候,老汤和几个工人都在等着,看见他从跳板上走下来,远远地就开始招手。老汤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,上下打量了他一圈,脸上堆着笑又不敢笑得太放肆——“掌柜的,宫里怎么说?“

    张振勋没有答话。他拍了拍老汤的肩膀,然后朝东山坡的方向走去。坡上的葡萄藤正在初夏的风里长着,碧绿的叶片翻成一层银灰色的浪,整面坡在午后的光里像一片正在呼吸的海。他沿着田埂走进去,蹲在第一排雷司令的架子前面,把土轻轻扒开一点,露出嫁接口的位置。那道疤痕还在,比去年更平整了,几乎和周围的树皮融成了一体。他用拇指轻轻摩挲了一下那道疤,指腹感觉到温热的、正在生长的树皮下面的脉动。

    然后他在田埂上坐下来,面对着整面坡,面对着这些年来每一株被种下去、被嫁接、被虫咬、被剪枝、被等待的藤,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。那口气里有颐和园的金砖、有昆明湖的风、有“实业兴邦“四个字在殿内回荡时的余音,也有头品顶戴和紫禁城骑马的分量。可那些东西此刻都被他留在了身后红墙的内侧,他带回来的只有一样:那三个问题,他答得自己心里有数了。

    “老汤,“他说,“拿一瓶酒来。我办公室里的那瓶白兰地。“

    老汤愣了一下:“现在?大中午的,您还没吃饭——“

    “现在就喝。“

    老汤跑下去拿酒。张振勋坐在田埂上,阳光从头顶直直地照下来,把整面坡晒得暖融融的。葡萄藤的影子在他身上晃动着,细碎而均匀,像一整片细密的针脚正在替他缝补着什么。他闭上眼,等着那瓶酒被送上来。

    酒来了。他接过来,开了塞,没有倒进杯里,直接对着瓶口喝了一口。酒液在午后的光里带着一种被阳光晒过才有的、微微发暖的果香,从喉咙滑下去,落进了胃里最底的那个角落,就像绚丽的烟花,在身体内剧烈绽放。他握着酒瓶坐在那里,让那片风吹过他的脸,吹过他的衣摆。

    “老汤。“

    “在呢。“

    “记下来。光绪二十六年,五月。颐和园。老佛爷问了我三句话,我答了三句。她赐了头品顶戴,准了紫禁城骑马。“他停了一下,把手里的酒瓶微微举高了一些,冲着那面坡、那些藤、那些在土里安安静静扎着根的根,“从那天起,张弼士这个名字,是朝廷给的。可这些酒——“他用瓶口朝满坡的葡萄藤点了点,“——是这片地给的。两条路,终于走到一起了。“

    他说完,又喝了一口。这一次喝得比方才慢一些,像在跟瓶子里那些金黄的液体商量什么。远处海面上的那道细线还在,在午后的光里微微闪着,像一条还没有人走过的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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